汉族

    汉族最隆重的节日是春节，还有中秋、端午、清明等。

 

 

汉族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经历了夏、商、周、楚、越等族从部落到民族的发展过程，又经历了夏、商、周、楚、越等族及部分蛮、夷、戎、狄融合成华夏民族的阶段，最后形成于汉代漫长而复杂的三个历史阶段。

 

1.夏、商、周、楚、越诸族的相继崛起

汉族的形成起始于夏、商、周、楚、越诸民族相继崛起。
公元前23至22世纪左右，夏民族在黄河中游、洛河流域的黄土地带首先崛起。相传夏部落在进入黄河、洛河流域以前，仍然处于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制时代。血缘关系仍然是维系人们的主要纽带。据《史记·夏本纪》说：夏部落姒姓。共12氏族，即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他们以夏后氏为核心组成为一个有共同血缘的大部落。随着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到了大禹时期，青铜工具的出现和使用，对于夏民族崛起的意义是促使"以铜为兵"的灌溉农业经济类型的形成，反映了夏民族形成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条件都已成熟。在这种新的历史转折时期，禹划九州，标志着夏部落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的完成，也标志着夏民族的形成。
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当夏民族在黄河中游崛起之时，地处山东半岛，奉鸟为图腾的商部落还过着原始社会“居无定处”、《史记·殷本纪》。“不常厥邑”《尚书·商书·盘庚上》。的流动生活。但是，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商部落也毫无例外地走上了原始社会解体的道路。“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诗经·商颂·长发》。的记载就是一个信息。于是，本来臣属于夏王朝的商部落，在商国家建立的过程中，“汤证诸侯”，《史记·殷本纪》。“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孟子·滕文公下》。最后在鸣条会战中大胜灭夏，汤建立了一个新的奴隶制国家--商王朝。与此同时，商部落也完成了从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的转化，而发展成商民族，崛起于黄河下游。
与商灭夏一样，居住在陕甘渭水上游的溱、沮流域之间，原来是商王朝部属的周部落，重蹈商民族崛起的道路，在臣属于商王朝的历史条件下，完成了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重演了商灭夏桀一幕，在“克商”中建立了周王朝，(《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发展成周民族。
夏、商、周三族在黄河流域相继崛起之后，楚、越两族在长江流域也相继崛起。与黄河流域相比，长江流域社会发展的进程相对来说是比较缓慢的，由于国家还没有出现，所以在相当的一个时期内，长江流域的各氏族、部落被人们称“蛮”。而江汉地区的蛮，则被称为“楚荆”，商时即有“维女荆楚”、“居国南方”（《诗经·殷武》）。之说。按照“从部落发展到民族”的一般规律，正处在阶级产生、国家出现、民族形成前夜的“楚荆”，由于把战争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而崇尚武功，他们在不断向外发动战争中，迅速强大起来。而周成王封熊绎于楚，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不仅奠定了楚开国之基，也是楚民族形成的一个标志。
越民族的形成是从于越突起开始的。分布在江浙到两广或云贵高原这一弧形地带的百越集团，终因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而长期处“百越杂处，各有种姓”《汉书·地理志》注引臣瓒所言。的状态。但是，由于历史的机遇和地域位置的优越，商、周之时，与中原诸民族邻接的百越在江浙的一支--于越突起，开始了形成为民族的历程。吴、越国家的建立，反映了于越原始社会的瓦解和崩溃，也标志着于越各部落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的完成。
从夏、商、周、楚、越诸民族相继崛起，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民族形成和发展史上此起彼伏的雄壮一幕，是他们谱写了汉民族形成的第一阶段。

 

 
2.华夏民族在大融合中铸成

作为历史上发生的东西，民族与其他事物一样，也是不断发展着，变化着。从部落发展成民族的夏、商、周、楚、越诸族作为原生民族，在周王朝的统治下从春秋到战国，民族关系发生大变动、大发展。这时，夏、商、周、楚、越诸族发展、变化的主要形式就是互相往来，互相渗透，互相吸收，出现了民族融合的大趋势。
春秋时期的民族大融合，首先是在夏、商、周三族之间进行的。例如晋惠公“作州兵”，就打破了西周以来军队组成的规定，说明“国”与“州”对立的消除，而州人本是被周征服的“庶人”，又表明晋国内各民族之间的鸿沟已逐渐填平。
春秋民族大融合，还扩张到部分蛮、夷、戎、狄之间。例如《国语·周语》说：周襄“德狄人，将以其女为后。”《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说：晋献公“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春秋时赫赫有名的重耳本身就是一个混血儿，不仅如此，重耳逃难到狄时，“狄人伐咎如，获其二女叔隗、季隗，纳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鯈，叔刘”。《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咎如是赤狄的别种，重耳又与狄人通婚。还有东夷族须句国人成风是鲁喜公之妾；赤狄别种路子婴儿的夫人是晋景公的姐姐。而周民族的晋国人与戎族的秦国人联姻，更表明春秋时包括部分蛮、夷、狄、戎在内的民族界限也被打破。
所有这些会合在一起，形成了春秋时期民族大融合，于是一个非夏非商非周非楚非越，又非蛮非夷非戎非狄次生的新民族--华夏民族诞生了。华夏民族，在先秦典籍中多称为“夏”或“诸夏”，又称为“华”或“诸华”。孔子视“夏”与“华”为同义词，所谓“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左传》定公十年。《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说：“楚失华夏”，是关于“华夏”一词的最早记载。此后，“华夏”遂成为春秋时以夏、商、周三族及夷为主源，部分蛮、戎、狄为支源融合形成的新民族的族称。
战国时期的民族融合以更深的程度、更广的范围、更快的速度继续进行着。在南方的楚国，春秋以后，楚国纵横于汉水、长江流域一带，经八百余年的扩张经营，文明程度越来越高，民族之间的融合也越来越深，最典型的莫过于屈原的《天问》一例，《天问》是就庙宇中描绘着古史的壁画而发的。当时楚国的画工如此熟悉中原地区的历史，足见民族融合的深广了。在东北方的燕国，到战国时已成为雄据东北方的强国，燕将秦开曾作人质于东胡族，回国后率军打败东胡，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等东郡，大大扩展了燕国的领土。
燕对辽河流域的开拓，不仅奠定了古代中国在东北的疆域，也使辽河流域各民族融合成华夏民族的又一个支系。在北方的赵国，战国后期是仅次于秦的强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史实，不仅是战国时期民族融合的实例，而且是华夏文化吸收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明证。
在西北的秦国，是战国时代的后起之秀，本是犬戎的一支，而非“诸华”族。因护送平王东迁有功，秦襄公始列为诸侯。在春秋战国之交，秦与西方诸戎族展开了激烈的搏斗，“遂霸西戎”，《史记·秦本纪》。成了西方各民族融合的中心。公元前395年商鞅变法后，秦后来居上，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不仅打败了韩、越、魏三国，而且先后兼并了周围的少数民族，增设了黔中郡、巫郡、南郡、南阳郡、三川郡、太原郡等。昔日西方落后的戎族国家，成为西方民族融合的中心，一跃而成为华夏民族的骨干和核心。
从春秋到战国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继夏、商、周、楚、越诸族相继崛起的此起彼伏的中国古代民族形成和发展史上雄壮的一幕之后，在中国古代民族形成和发展史上又演出了波澜壮阔的民族大融合的一幕。在这一幕历史活剧中，一个崭新的民族--华夏民族，在民族大融合的熔炉中铸成，分别形成了东以齐、西以秦、南以楚、北以赵、燕为代表的四个大支系，为统一的汉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是汉族形成的第二阶段。

 

3.汉族在“大一统”中形成

在春秋战国民族融合的熔炉中铸成的华夏民族是一个分散的，不统一的民族，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
所有这一切，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求有一个统一的政治中心。于是，秦始皇雄才大略，用十年时间统一了六国，结束了诸侯割据纷争，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封建国家--秦王朝。在“大一统”中，华夏民族也从分散走向了统一。秦王朝建立后，秦始皇采取了推行郡县制，规定“书同文字”，统一货币、度量衡和“车同轨”、“行同伦”，以及筑长城等一系列的措施，统一和稳定华夏民族。
正是由于秦始皇的这些“大一统”的措施使得华夏民族更加确定地成为一个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所以虽然秦王朝国运短暂，但汉承秦制，在“大一统”思想的指导下，政治上，汉武帝创设了刺史制度，把全国分为十三州部，实行“编户齐民”；经济上，汉武帝接受桑弘羊建议，颁行均输法、平准法，以京师为中心，建立了全国范围的商业网，商品流通大大发展；文化思想上，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学发展成了经学，取得了占统治地位的优势，使儒学成了正在形成的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血肉部分。所有这些，表明西汉时中央集权“大一统”封建国家更集中、更强大，使统一成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使华夏民族完成了向汉族的发展和转化。
华夏民族发展、转化为汉族的标志是汉族族称的确定。华夏民族统一于秦王朝，其族称曾经改称为“秦人”，西域各国就有称华夏民族为“秦人”的习惯。但是秦王朝短命的国运，使“秦人”的称呼很快被人们遗忘了。而汉王朝从西汉到东汉，前后长达400多年，为汉朝之名兼华夏民族之名提供了历史条件。另外，汉王朝国势强盛，在对外交往中，其他民族称汉朝的军队为“汉兵”，汉朝的使者为“汉使”，汉朝的人为“汉人”。于是，在汉王朝通西域、伐匈奴、平西羌、征朝鲜、服西南夷、收闽粤南粤，与周边少数民族进行空前频繁的各种交往活动中，汉朝之名遂被他族称呼为华夏民族之名。吕思勉说：“汉族之名，起于刘邦称帝之后。”（《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2页。）吕振羽则说：“华族自前汉的武帝宣帝以后，便开始叫汉族。”（《中国民族简》，三联书店1950年版，第19页。）总而言之，汉族之名自汉王朝始称。
从华夏民族向汉族发展、转化的历史活剧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继华夏民族在春秋战国民族大融合的熔炉中铸成之后，在“大一统”思想的指导下，又演出了民族形成和发展史上气贯长虹的一幕。从此以后，汉族就以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这就是汉族形成的第三阶段。

 

汉民族的发展

汉族一出现于世界，便以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稳定性，少有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开始了世界民族史上最宏伟的民族发展历史进程。
人口的发展，是民族繁荣昌盛的重要标志之一，此即俗话所说：国泰民安，人丁兴旺。封建社会时期汉族人口的发展经过了两个大的发展时期，即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和宋辽夏金元至明清。两汉之时，汉族形成的初期约有五千万人口，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的发展，到宋代时人口突破一亿大关，滕泽元：《宋代人口突破一亿大关》，（《人口研究》1986年第6期）。又经宋辽夏金元至明清的发展，到清代道光年间人口增至四亿多。
封建社会时期的汉族人口为什么能得到这么巨大的发展，其中显然有恩格斯所说的“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页）。的机制作用，但了解和认识汉族人口的大发展，必须了解和认识汉族发展史上的一个突出现象，即民族同化问题。所谓民族同化，就是一个民族丧失民族特性，变成另一个民族的问题。在中国民族发展史上，有汉族同化少数民族的情况，也有少数民族同化汉族的情况，但两者相比，前者是主流，是汉族能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族的一个重要原因。
东汉以后，中原大乱，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四分五裂，到处是封建割据，到处是纷争战乱。在大分裂、大混战、大动荡之中，各民族或部族四处流徙，北方匈奴、鲜卑、乌丸、氐、羌纷纷入主中原，江汉地区的部分蛮族也涌进中原，在中原地区形成汉族与匈奴、鲜卑、乌丸、氐、羌及蛮族交错杂居的局面；而北方汉族人民又大批南移；在长江及珠江流域形成汉族与蛮、俚、僚等南方少数民族或部族交错杂居的局面。但是，曾几何时，这些少数民族的全部或部分为什么在历史上销声匿迹了呢?还有，唐以后，在新的大分裂、大动乱中，在中国历史上也曾显赫一世的契丹族、党项族、女真族等少数民族，曾几何时，其全部或部分为什么也在历史上销声匿迹了呢?这就是因为他们被汉族同化，丧失了本民族的特点，变成了汉族的一部分了。
总之，在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潮流的席卷之下，杂居得愈久，民族心理沟通得愈深，汉族先进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越快，汉族这个由许多民族混血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民族，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来越发展，终于成为世界第一大族

 

汉族的族称族源：

汉族的族称，得名于汉朝。汉朝以“汉”为国号，是因为其开国皇帝刘邦曾被封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由此可见，“汉”的初义是国名，其范围约在当今四川省及陕西省南部、湖北省西北部，以后衍为朝代名称和民族名称。
究其原，“汉”的本义是水名，指漾水。载籍所见，秦汉时名漾水者有二：一是“漾水出陇西相道，东至武都为汉”(《说文·水部》漾条)，此漾水又名西汉水，流入嘉陵江，汇入长江；二是“蕃冢导漾东流为汉”(《尚书·禹贡》，蕃冢山在今陕西宁强县)，此漾水又名东汉水，时又称沔水，即今汉水，亦汇入长江。
汉族以“汉”为族称，并不意味着汉族的文化中心在古汉国或汉水流域。诚然，巴蜀文化和楚文化都是构成汉文化的两支极重要的古文化，但汉族的文化中心很长时间里都是在关中平原和黄河中下游的平原。以此为主源流，汇合了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及东南沿海各地方文化，在秦汉时代，形成统一的汉文化。
（参考资料：①(苏)C·U·布鲁克著《世界人口——民族与人口手册》，第147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②《史记·高祖本纪》。秦汉时的巴都，在今四川东部，蜀郡在今四川西部，汉中郡在今陕西南部及湖北西北部，南郑在今陕西汉中市。 ③《说文·水部》：“汉，漾也。”④《说文·水部》漾条。）
关于汉文化的起源自近代以来主要的说法有：
1. 迁徙说
如西来说——埃及说、巴比伦说、中亚说；南来说——越南说、印度说等。
2. 土著说
现在，学术界普遍认为，汉文化是多元汇聚形成的。其中，主源流是中原文化。关中平原和黄河中下游平原是中原文化的发祥地。很早以前，这里就有古人类居住，生活在距今75万年以前的蓝田(陕西)猿人以及距今70万年—20万年以前的北京猿人，还有稍后的大荔(陕西)人、许家窑(山西)人、山顶洞(北京)人等人类化石的出土，证明了这一点。考古学家认为，这些人骨化石各在不同部位和不同程度上具有颧骨突出、鼻子较宽、有下颌圆枕、门齿铲形等现代蒙古人种特征。说明存在土著文化连续独立发展的可能性。
新石器时代，距今约7000年前黄河中游的裴李岗(河南)文化、磁山(河北)文化、大地湾(甘肃)文化和李家村(陕西)文化，是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从这里已显示出中原农耕文化的曙光。
仰韶文化是继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大地湾文化和李家村文化之后，黄河中游的主要文化遗存。其地理分布以关中晋南豫西冀南为中心，北至内蒙古南部，东达豫东，南至鄂西北、西至甘青交界。仰韶文化遗址发现粟、稷、稻谷、菜籽等农作物遗迹。显示其农耕为主的经济类型。出土农具有石斧、石锄、石刀、石铲，加工粮食有石磨、石磨棒、杵石等。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和宝鸡北首岭大规模聚落遗址的发掘，呈现出农业经济相对发达、定居生活相对稳固的社会生活图景。
约与仰韶文化同时，在黄河下游有从本地区北辛文化发展而来的大汶口文化，主要分布在山东省泰山周围地区和苏北的部分地区，并发展到皖北、豫东和辽东半岛。此期生产力的进步表现在石器穿孔技术的发明。陶质以夹红陶和泥质红陶为主，还烧制灰陶、黑陶和灰白陶器。器形以三足觚形器、镂孔豆、釜形鼎等最具有特色。
继仰韶文化和汶口文化之后兴起的龙山文化，地域分布更加辽阔。先后以省区命名的龙山文化有：山东龙山文化(或典型龙山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豫西)、河南龙山文化(后岗二期文化)、陕西龙山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龙山文化陶寺类型(山西)、湖北龙山文化(青龙泉三期文化)。有的考古学家认为，甘肃齐家文化也应属于龙山文化的变体。
龙山文化遗址散布在西起甘肃青海、东到辽江半岛南部的广袤地区。各地区龙山文化都有磨制精致的石制农具出土。除石斧、石锛、石凿、石铲、蚌铲、骨铲外，还出现了长方形的半月形的双石刀以及石镰蚌镰。个别遗址中发现了小型铜制工具。陶器制作更加精美，普遍采用轮制技术，出现了陶质细腻，胎壁薄如蛋壳、黑色光亮的陶器。代表性器形有鼎、瓮、罐、鬲、尊、豆、杯、盆、盘、碗等。这些器形在后来商、周青铜器中都能找到，说明彼此间的文化继承关系，也说明中原青铜文明是植根于本土，发育长成起来的。
目前的考古发掘成果表明，在龙山文化层位之上的青铜文化有：山东岳石文化、河南二里头先商文化遗存(夏文化)、商文化、周文化。这些青铜文化凝聚形成汉文化的主流。
此外，新石器时代，在长江流域发生与发展的河姆渡(浙江余姚)文化、马家浜(浙江嘉兴)文化、良渚(浙江杭州)文化、山背(江西修水)文化、屈家岭(湖北京山)文化、大溪(四川巫山)文化，以及在岭南发生与发展的石峡(广东马坝)文化、昙石山(福建闽侯)文化、西樵山(广东南海)文化等。其中多数是以种植水稻为主要经济的农耕文化遗存。
从这些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中发育出来的青铜文化，如潮熟文化、越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等，在秦汉时代都汇入汉文化之中，成为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