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却说人生得一二良师足之又足。
冥冥中，我总有一种感觉，万物自有潜在的情谊，你一生有什么样的际遇，碰什么样的好运，受什么样的挫败，好像老天早有安排。一颗久旱垂危的小草，一晨得甘露可启死回生；一个遇难者，得一善行可逢凶化吉。而一个写作者，得一良师，就如陌路中遇到指引者，暗夜里获得一缕儿光亮一样，实在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2005年是个值得记忆的年份，这一年我得到了一位良师，这位良师就是赵树理文学研究专家董大中先生。对于得一良师者是一种福份，对于被尊之为良师者何常不是一种负担？我没问过先生我有没有成为他的负担，我也根本不去问，反正我就这么装傻冲愣，企图小车不倒只管推，先生肯定是不知道的。先生“惹祸上身”完全是原于他的一段自述，大意是：“有关朋友赠送我的书，无论是谁，我总要看看是男是女，是胖是瘦……”这话让我不禁有些心动！好像这样的人与我一定有缘，因为我体会到了一个人内心的热情与真诚，善良与实在。就像是沐浴到了沙漠之晨的一缕阳光，无形中牵针引线，让我走近了未来的良师----董大中老先生。就在这年的盛夏，我抱着一摞书通往邮局，决定将新出版的书《十七条皱纹》寄给各地的良师益友，其中也包括董老先生。虽然我的处所与太原仅离一步之遥，理应亲自奉送，因为互不相识，仅仅是某一种潜在的感觉，驱策我想要送给先生作一斧正。为了避免当面出现冒昧与唐突之感，书是邮递过去的。好象也没敢抱有太大的希望。意外的是，几天后接到一封用毛笔书写的短信，那字漂亮的让我爱不释手。信上的大意是说，我的书他决定看下去，还要写些看法。但因手头急着完成一个课题，需要推后三个月。
我的心顿然豁亮，犹如春天河开雁来一样的清新！好象我投入深潭里的一块石头，溅起了一朵水花一样激动！所有写作的人都有同感，当你的作品出笼，如果没有任何响应会有一种失落与隐痛，就像你喊一声没有回应一样的扫兴。尤其是我这种寂寞旅人，对偶然出现的“响动”，虽不能说涕零，但会格外感激！而且具有永久性。就在我停滞在三个月的等待过程中，大约是二周后的一天，我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这个电话是董老先生的夫人打来的，说老董看完了你的书，写了些看法，让你来一趟太原。我又是一惊！不是说三个月吗？这么快？我有些受宠若惊。让我纳闷的是，电话何以不是先生打却是让他夫人打呢。因为要见一个赐教的陌生人，难免有些紧张。我并不知道董老师已离退在家，因为我 看他的评论，以为出自年轻人手中。一点不像古稀之人的笔触。
见面后我才知道，先生已年过古稀，双耳失聪，视力下降。与人交流很不方便，一切外交都由夫人代办。我心里顿觉内疚，一惯纳言的我，更不知说什么好。先生说：“你的作品是近几年引起我极大阅读快感的一部作品，很具有哲学意味，我没有跳过一字一行。”先生还说，在他的阅读与品评中，长期保持一种态度，要看作品能否读下去，书没味道他是拒绝发言的。这让我对先生由衷地产生了一种信任感！董老先生是个安静的人，素来在我的活动范围内也不大有人提起他老人家的名字。他的书评文笔老道，文理清楚，分析透彻，批评中肯。先生一但接受了书中发给他的信息—可读！无论有名无名一律善待，其认真程度无以复加。这个认真劲儿只有作者心里明白。
先生在阅读了《十七条皱纹》后，写了近万字的札记。写得很细，横向的，纵向的，从人物到语言又到结构，分析得透透彻彻。先生主要从两方面给予首肯，一是审美价值，二是创新品格。文中的分析给了我很大的启迪。这么长的文论发表困难很大。他说：“这是写给你的，发不发没关系，我老了，脑子不好，边看边记，就写多了。”为了宣传方便，他同时写了近二千字的短评。发表在《山西日报》文化周刊上。其时，先生还给我写了几封推荐信，信上说：“此书是我省女作家陈亚珍的作品，我觉得作品写得很好，务请给给予支持……”先生要我寄书给指定的批评家。我在感动之余又很是意外，先生年事已高，写作繁累，大部头的“文研”成果不断出现。何以有耐心对一个素不相识的无名之辈付出如此繁重的劳动，并且有兴趣无私的将作品推荐出去呢？时下什么都讲人情，设若这都是人情的话，先生所承载的负担何其沉重啊！面对先生的抬举，只有一份深深的感激埋在心底。其“良师”这个缘分在我心里已播下种子。有时我也难免急躁，看着别人写几年，或者写几篇作品都被及时认可，对自己艰难的行程充满了困惑。先生对我说：“你的作品品位高，自然不会有太多的读者，慢慢总会被人认可，有的是时间，不要急躁。历史上好作品开始总是受忽视，受冷落。”听了先生的话，我有些意外，对自己又产生了微的怀疑，可是先生的朗朗胸怀与刚正的性格不容置否。先生没有让我感到人情的压力，好象先生读到可读的作品，理应如比热心一样，毫无人际世故的把玩。
每每看望先生，世俗的风尘便会荡然无存，没有设防，没有揣度，不需要面具，更不会有险恶，先生真挚的力量，亲切可人的态度，在这世风日下，人心不估的生态中唤醒了我的童心。还给了我的天真与天籁！这是人生路途中最美的际遇！先生的鼓励，就像储存在我心中的一丝儿幽光，就是这点幽光让我在文学路途中，守住信念，守住灵魂，不断地并且必须是默默而虔诚地走下去！先生的心，如同浩瀚的内宇宙，我仿佛看到了蓝天、碧空、弯月、星辰，山石与草木、自由飞翔的小鸟，相依相存。这里没有战争，没有杀戮，没有尔虞我诈，更没有咬死你，让我活下去的动物特性。这里只有保护你，让我们共同健康地活下去的植物的性质。先生真诚、安祥，仁爱待人，我以为人世间没有哪一种品格能比这更为美好。如此，万字“札记”我保存了近三年，不断地重温，不断地从字里行间品味一个良师的品格，尤其是开头几句：
“我已有十多年对当前文学创作不大关心，写批评也少。有时读点中短篇，多是零敲碎打，不成系统，过后也就忘了。我近年把精力放在文化哲学上，有几个课题很想赶快做出来。加之眼睛有病，读书受到限制，跟课题关系不大的书大都谢绝。这本书看了开头一页，感到很不平常，想在写书之余，陆续读下去。哪知这是一本拿起来就不能放下的书。不是走通俗小说的路子，亦无媚俗之处，是需要思考的。它所包涵的意义，不能以字数多少来衡量。而且要连着读下去，你放下了，就会把思绪打断。我就这样一气读下来。现在以札记形式，写下我的感想。”
每读到这里，我眼前总会出现一个瘦小的身影，总会想到先生沉默寡言的神态，我的心总会涌动不止，无限的感动顶着我的眉骨，眼睛在不期然地潮湿……据知当时先生正在写《董永新论》，基本抽不出太多的时间，然而万字“札记”就是中断了自己的写作时间完成的。这是董老先生对待一个从未谋面的陌生作者的态度。在这人人疲于奔命的“忙碌”年代里，谁有多少时间顾及他人的事呢？何况先生确实不是闲人。而先生如此热心的根本动力我却一直不解。
时间久了，在与先生书信交谈中得知，先生在“文革”以前，主要搞鲁迅研究，收集了许多资料。据知，那个时候，中国人搞精神生产很少，鲁迅研究算是最红火的一个领域，“文革”期间更是唯一的一个可勉强称为“研究”而不是“大批判”的领域，但是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专著也很有限。一九六二年以前，先生搜集的鲁迅研究资料，竟占到总量的七八十，“文革”以后，先生果断地放弃了鲁迅，而转到山西几位著名作家的研究上，第一个选择了赵树理，第二个，便是狂飙社山西几位作家。高长虹是被当作“坏青年的典型”和“反对鲁迅的急先锋”看待的，这一点先生很清楚，但先生认为，事实究竟如何，不能听信他人，必须自己调查研究，做出独立的判断。即使不被人承认，也要搞下去。因为历史是很长的，任何科学研究成果总有得到确认的一天。台湾有位著名作家，也是搞现代文学研究的，名叫张放，跟先生通信十多年了，他就对先生搞高长虹这么个冷门人物有些不理解。可先生说：“正因为人们都不知道这个人，而高长虹又确有重要成就和贡献值得人们关注他，研究他，为他在文学史上争一席之地，我才搞他。如果有人去搞他，我反而可能转过头来，另寻一块处女地。我最看不起的一种品格，是王小二过年，看隔壁子。或者大家一哄而起，别人搞什么，就跟在人家屁股后边，也搞什么。这样的做法，恕我不客气地说，是丢掉了自我。”
先生的话让我恍然大悟，人间最缺少的就是沙漠里种树的人，如果所有的人都用生命的泉水浇灌一棵树，沙漠就变成了绿洲。先生就如同沙漠中的垦荒者，不热衷于往“闹市”里拥挤，专事冷僻。世人都愿给胜者喝彩，却对埋没受冷落的灵魂坐视不救。而先生这种硬性的骨骼专为有为而受冷的人摇旗呐喊。实在是一种奇特的人格。我捧着先生亲笔提字赠送我新出版的《高鲁冲突》一书肃然起敬！一个有为而被历史遗忘的人，一颗闪光而遭到冷落的灵魂，在先生的笔下重新鲜活起来。高长虹与鲁迅之间的是是非非真相大白。先生就像文坛中秉公而断的“法官”，让歪曲的事实得到评判，让受屈的灵魂得到抚慰。唯独没有对自己的付出所得而考虑，却是对自己毕生的努力，为历史填充了空白而心安。
静静地，我想着先生安静、慈和的笑容，从而想到，灵魂有不同的颜色，精神有不尽相同的高度，有多少人在“交易市场”里，把自己的灵魂与才华拍卖得有声有色。而先生面对生存的物态，好象从来没有侵蚀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神态。于是我看到了沙漠中一片簇新的绿洲！我并且看到黄昏的美丽，我也仿佛听到了先生心界的声音：静静地飘落着雪花，一层盖过一层，心界里洁净无暇，看不到任何杂质，但这不是冷漠，而是饱含着内里的热情，孕育着春天的景致，是孜孜不倦思索的特征！哦，和顺积中，温润自见。人具玉德，品别至高。我终于意识到，先生何以对我这个不名不响的陌生作者有着如此热诚的含义了。这让我由衷地感叹：人生得一良师足矣！
